罗南希在性的问题上有很深的思考,下面就给大家探讨一下这些问题。

性别保障制度的存在,给予女性特定的参与权利,但是性别为主、能力为辅地被赋予机会,是一种歧视还是公平?其实这个制度的存在,是为了孵化一个不再需要保障特定性别的时代,让有一天,无论我们的生心理性别为何,都能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样子!

前阵子收到一则讯息,是一名男性友人邀请我担任一场评选会议的评审。

讯息的大意大约如下:「我们最近在办一场评选会议,申请者几乎都是女性,但是我刚刚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评审全部都是男性,发现后,我紧急想补上女性参与者,因此才临时来讯询问你,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参与?」

老实说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,我会怀疑我是不是因为刚好身为女性,才有机会在积极打造性别平等的台湾当代社会中得到一些机会?

对于「性别保障」又爱又恨的自己

大家或许不知道,因应性平法,其实台湾政府有许多计画决策团体(各种委员会)组成会强制要求任一性别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,以确保不同性别的参与权利。

这几年,我参与过非常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计画。在担任评选、咨询、执行等等不同角色的过程中,我有时候会发现自己是会议现场非常少数的女性参与者。而在那些会场中,我确实会有些不自在。

因为作为许多会场的少数女性参与者,我会有一些担心,担心自己是不是因为刚好是「女性」,才有机会参与。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,才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参与者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不希望自己因为性别而被保障,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因为我的专业、经验或视野而能被肯定。因此,面对这些性别保障的制度,我常常是又爱又恨,恨的是自己因为这个制度,没办法完全相信「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」。爱的是自己确实因为性别的保障,得到了很多成长与发展的机会。

这样的矛盾心情持续很久,直至我看了2008 年的美国电影《陌生的孩子》有了些新的想法。

陌生的孩子剧照

带着负面印象的「情绪化」,事实上是绝佳的号召力与创造力

电影叙述了1928 年的美国,因性别不平等而造成的种种悲剧。「大家都知道女人精神脆弱,容易情绪化,没有逻辑,不是疯子就是笨蛋。只要我们说出对警察不利的话,就被当成疯子,不会有人听我们这些疯子的话。」在电影中,一名被男性警探殴打,试图申诉却被警察报复关进精神病院的女人说出心底最愤怒的声音。

这句话深深击中我的心,一直以来,我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非常情绪化的人。我在创业过程中,不下数次在捐款者、企业大老面前掉眼泪。我曾经因为自责我犯的错误而在捐款给我的企业家面前掉泪,也曾经因为真切地渴望别人理解我的梦想而在某场创业简报中掉泪。

如此情绪化的我,走过八年创业的生活。在我工作的那几年,我的员工也会在我面前哭,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不专业的表现,反而认为那是一种信任。员工愿意信任我,愿意在我面前表达负面情绪的信任。因此,当我看见她们哭的时候,我会更愿意与她们沟通。

现在回头看那段工作历程,也才发现或许就是因为这些选择,让我有机会留下那些愿意表达情绪的优秀工作者,才成就了后来许多工作上的突破。

女性相较于男性,在成长过程中,情绪表达上较没有包袱。女孩嚎啕大哭,不会被说「一个好好的女生,没事哭什么哭,你这样以后怎么办?」但是当女孩长大以后,却又会听到人们说「绝对不要在职场上哭,那很不专业。」

当女性成长过程中学会了「情绪化」,却又在社会中被告知「情绪化」是糟糕的特质,进而因为「情绪化」而被否定了专业能力。

社会却集体忽略了「情绪化」是一种被社会赋予给女性的能力,而且「情绪化」事实上也是一种专业能力,当妥善运用时,能转化成为绝佳的号召力与创造力。

性别保障制度,才能孵出不同的特质与能力

当我意识到社会其实有意无意地将「能力性别化」以后,我突然更深地感受到自己的「专业能力」从来不只是我个人选择与努力的结果,而也包含了社会整体对于女性的期待、引导、评价的结果。

于是在那一刻,我突然感受到自己被邀请进各种决策会议的意义。让一名情绪化、会自我怀疑的女性工作者加入决策圈,正是一种微小却重要的宣示──这个社会长久以来的教育让不同性别成长在相当不一样的氛围当中,不同的期待也许会塑造不同性别有不同的常见特质与能力。

但是,性别保障制度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,这个制度的设计,是要让社会大众看见──这个社会的决策者可以自我怀疑、可以哭、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就感到丰沛情绪、可以不够理性,他/她们还是可以成为合格的决策者,去关照到其他人。而具备这样特质的决策者,可以是女性,更可以是任何性别。

透过制度慢慢地改变社会氛围,当人们都看见无论自己的生心理性别为何,都能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样子时,性别保障制度或许就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使命了。

罗南希老师认为:性别保障制度的存在,是为了孵化一个不再需要保障特定性别的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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